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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英语考研，学英语考研要考什么
学英语的那些事儿
二零二二年秋季开始，又要进行中小学课程改革了。网上有人建议把英语学科降到“副科”的地位，这使我感慨不已，英语也是我的学习之殇啊！
一
我的家在吉安县万福镇的一个小山村。小时候，我们没有听说过什么“幼儿园”，在现在的小孩上幼儿园的那个年龄，我们就已经在老山上放牛了。老山是离我们村不远的一片小山丘。孩童时的老山不像现在的老山那样坑坑洼洼，布满荆棘。那时的老山，各个小山包错落有致，山上野草肥美，很适合放牧，也是村里孩子们的“游乐场”。老山脚下的西边是老山水库，东北隅是破旧的万福中学。当时的万福中学也不像现在那样出水芙蓉般的清新，那时的万福中学倒像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，房舍破旧，墙皮像几年没洗过澡的顽童的皮肤。校园里倒是绿树成荫，但树荫下，干瘪的牛粪随处可见。我们当地人都叫它“白沙沟学校”。
有时，我们站在老山的主峰顶，不远处传来朗朗的读书声，感觉是那么的亲切悦耳。学生们的朗读，有些听得懂，有些是听不懂的。每每空中飘来我们所听不懂的声音，比我大两岁的施金根就不无得意地告诉我们：“他们读的是英语。” 玩厌了，听烦了，我们也会叽哩嘠啦地乱说一通，然后互相问：“你听得懂我说的英语吗？” “你听得懂我说的英语吗？”。六个人之间，可能就属我说得最顺溜，语速又最快。有几次，读了七个小学一年级的施欠根总是满腹疑惑地追问我：“你哥教过你英语？” “你哥教过你英语？”，这也难怪欠根同学对我充满疑问，因为我大哥是我们村为数不多的几个高中生之一。
小学时，我们的课程不多，学业也轻松。一般下午三点就会放学，家庭作业最多半小时就能完成。这些，现在的小学生们要是知道该羡妒死了。下午三点半之后，学校里往往只能看到一些不愿回家的学生，却很少见到老师们的身影。
老师们早已赶回家里干农活了。我们学校的老师大多数是“赤脚教师”——民办教师，包括我们村的施九仔老师。他们不但离校早，上午到校也比学生早不了多少。课堂上有些老师还习惯性地卷着裤腿，小腿肚上的泥巴也还没来得及洗去。
学生们不愿回家，那是因为回家后也得干农活。女孩子们割猪草，男孩子们去放牛。当然，个别胆子大些的学生会在学校里玩到天黑。当父母责问他们时，他们总能找到一些“合情合理”的借口，谎称自己在学校打扫卫生，抑或是被老师留堂。
包括我在内，我们村的六个小朋友都是诚实的孩子，哪怕都极不愿意回家，但也还是会在回家的路上约好一起去放牛，“老山游乐场”就是我们放牛的首选之地。当我们把牛群赶进那一片“乐园”，我们就可以肆意地玩耍，尽情地嘻闹。但也有“乐极生悲”的时候，这种事大多发生在比我小一岁的施细苟身上。他家的那头老黄牛极不老实，总爱往老山脚下南边的那片庄稼地里跑。当有人大声惊呼：“谁家的牛跑了？”不用猜，肯定又是细苟家的那头大牯牛。可怜的小细苟总是第一个跑下山去，气喘吁吁地试图拉回他家的那头老黄牛，有时即使用尽了吃奶的力气，他也拉不回那头倔强的牛。倒是常常见到，那头老牯牛把一脸哭腔的小细苟直往田里拖。
施欠根与施金根一样，比我大两岁，对于欠根同学读了七个一年级的这件事，现在的小学生们可能觉得不可思议，但在我们上小学的那个年代，却是再平常不过了。我们小时候的小学教育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“快乐教育”，只可惜升学率太低了。一年级升二年级，一个班往往有一大半的学生升不了学，每升一个年级都要经过严格的考试，六十分以下就得留级。 “六十分万岁！”——也许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学生喊出来的口号。
当欠根同学读到第七个一年级时，终于把他给读恼了，趁他堂叔不在家，跑到他堂叔家把几条小板凳砸了个粉碎，他堂叔就是他的班主任——施九仔老师。临走时，欠根同学怒气未消，还不忘恶狠狠地警告他堂婶：“再不让我升级，过年时，我把你家炒菜用的锅砸烂。” 在欠根同学蛮横无理的要挟下，第二年，他终于读上了小学二年级。这一年，我也很幸运地考入了万福中学，之所以说“很幸运”，是因为整个五年级的二十七个同学中，仅有六名同学考取了初中，其中就包括我。我很高兴，我的父母也很高兴。当九仔老师帮我取来录取通知书时，他们虽然大字不识几个，但也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看了好一阵子，更是早早地托人带口信给在县城工作的大哥，让他务必在九月一日时带我去万福中学报名。
二
我的大哥比我大十六岁，一九七四年高中毕业，毕业时高考取消了，城里的学生都要“上山下乡”，何况他本来就在乡下。离校时，他们几个要好的同学窜到学校食堂，摔碎了几个饭碗，这就算是毕了业。后来，我大哥通过自己的努力，终于在县城里谋到了一份工作，吃上了“商品粮”，自此成了我们村里唯一的“城里人”。
一九八四年的九月一日，大哥带我去万福中学报到，虽然早已入秋了，天气依然闷热，没有一丝风，路旁的树像是被蒸熟了，一动不动地冒着热气。当我们来到离粮站不远的那条沙路时，我们哥俩已经满头大汗了，我心想：“如果大哥能骑自行车载我来，那该多好啊！多风光啊！”遗憾的是，家里的那辆旧自行车被大哥带到县城去了。那辆“永久牌”高架自行车，跑起来时除了响铃不响，其余各处咯吱作响。但大哥对它爱若珍宝，这次回家，也没舍得骑回来。离万福中学越来越近了，满是灰尘的沙路旁边，几个贵州佬挥舞着铁镐，汗如雨下。他们边挖树洞边争论着些什么，我一句也听不懂。我问大哥：“他们说的是什么话？”我哥一本正经地告诉我：“他们说的是英语，英语太重要了，到了初中，你可得好好地学习英语。”。
去往万福中学的路四通八达，没有围墙的“白沙沟学校”还是那么老旧。寝室的门形同虚设，破旧得关不上；教室的窗户钉满了“木制的补丁”。“白沙沟学校”是一所寄宿制初级中学，学生们都住校。一日三餐，自己淘米蒸饭，吃着从家里带来的干菜。每周三的下午没有课，没有带足米和菜的同学，可以赶紧回家带来菜和米。
学生们生活条件艰苦，偶尔还会担惊受怕。有几天的深夜，几头黑黝黝的庞然大物，虎视眈眈地窥视着我们。黑夜里，闪烁着点点蓝光，让人不寒而栗，我不由自主想到了鬼魅。一天清晨，我们寝室的一位同学尿急了，跳下连成一片的木板床，悚然发现，床下躺着一头大水牛。我们终于知道，原来这些“鬼魅”是从附近的砖窑厂逃窜来的大水牛。三年来，它们不时来与我们同寝共眠，它们是我们最忠实的室友。
(学生背后为八十年代万福中学的学生宿舍)
初一年级时，教我们英语的是刘建平老师，他是学校首任校长的儿子。老校长退休后，他接了班。听前几届学生说，他的英语讲得别具一格，就像少数万福人讲普通话，总脱不了万福的乡音。刘老师的村庄与我们村毗邻，刘老师跟我父亲也相识。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吧，课堂上，刘老师对我的提问显得多些。多数情况下，我都能流利地回答。为此，几位与我玩得好的同学对我钦佩不已，其中包括刘少华和罗水平。刘少华一度怀疑我是初一年级的留级生 ，因为他觉得只有留级生才能回答得这么流利。罗水平是我的铁哥们，他的英语课本上，写满了恐怖的注解：yes（爷死），nice（奶死）bus（爸死）does（都死），cheese（气死）……每每回想都让人忍俊不禁，呵呵！
问题多了，难免有出糗的时候。有一回，刘老师又向我提问：“How old are you？”，我刚满十三岁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，我不想告诉大家：“我已经十三岁了”，我想把年龄说小些。慌乱中，我回答：“My am twelve”。更要命的是，刘老师把“twelve”听成了“two”。他拖着不阴不阳的声调向全班同学翻译“我的是两岁”，最后还加一句“难道你是日本人？”。同学们顿时哄堂大笑，宛如夏天令人猝不及防的一场暴雨。此后，刘少华给我取了一个诨号“小日本”。糗事时有发生，我的英语却总能考进班上的前十名。可惜，每次考试后，我都得不到刘老师的糖果。
刘建平老师有一个规矩，不论什么样的英语考试，只要能考进班上前五名，就能得到他的奖励——几块硬绑绑的糖果。现在的学生可能会对这种奖赏嗤之以鼻，但那个时候，这样的几块糖果，对我们着实有莫大的诱惑力。
罗水平同学没有辜负他爸妈给他起的好名字，这家伙确实有水平。明明英语学得比我还烂，可每次考试后，总能得到刘老师的糖果，更可气的是，这家伙爱吃独食，作为那么要好的朋友，他也不肯分一星半点给我。
罗水平坐在我后面，我俩相隔三个座位。两个月后，他的同桌偷偷地告诉了我他的“考试秘技”。原来开学不到一个月，罗水平就悄悄地把课桌桌面掏了一个洞，平时用书压着，除了他的同桌，没人能发现。考试时，他先用草稿本压着，然后偷偷摸摸把英语书放在洞口下·····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觉得那时的英语试题也许太简单了，倘若换作现在初一年级的英语试卷，罗水平即便有那样的“考试秘技”，也未必能得到刘老师的糖果。
自从我掌握了罗水平同学的秘密后，他获得的奖赏就不得不分三分之一给我了。两害相权取其轻，罗水平心知肚明，被蚜虫蛀坏了的牙齿只能往自己肚里吞。这个家伙有时会装傻，数学老师明明教过三分之一是多少，他却偏偏装着不知道该分多少给我的样子。就像刘老师，分明有了近视就是不戴眼镜，装着不近视一样。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对英语的兴趣也在不断流逝，大哥的话早已抛诸脑后，感觉英语是多么的枯燥乏味，我的英语成绩也像是跑回教室时，不小心从口袋里掉下来的乒乓球，不停地往后蹦，刘老师对我的提问也越来越少。今天的日子仿佛跟昨天一模一样，生活是如此的一成不变，就像罗水平同学每次从家里带回来的菜——总是老酸菜。
有一段时间，罗水平的脸都吃成了一副穷酸样。中秋节过后的星期天下午，罗水平又提着一大瓶老酸菜回校。与以往不同，这次，他脸上笑逐颜开。我们问他“喜从何来？”他说：“这是今年最后一次带酸菜来学校，我家里的酸菜都被我吃光了”。第二个星期天返校时，我们几个老远就看到罗水平提着一瓶菜慢慢往学校方向走，我们追上去一看，又是老酸菜。刘少华奚落他：“怎么又是老酸菜？”罗水平苦丧着脸，像是刚从水里潜上来，憋了好长一口气，道：“本来，我家里的老酸菜都吃光了，哪料想，我外婆又送来了一大坛酸菜”。
（学生背后为八十年代万福中学的教室）
到了初三年级，我们的英语老师换成了罗金保老师。罗金保老师对我们要求严格，早读晚读都会来找学生背英语单词，背不出来就在教室外面罚站。因为屡次被罚站，到后来，只要罗老师一进教室，我就会很自觉地去外面站着。课堂上，罗老师几乎不向我提问，免得浪费时间。想不到，中考前的两个月，在一节英语课上，罗老师居然向坐在倒数第二排的我提问了。我措手不及，其实，我也听不懂他问我什么。 就像电影里：一个小偷被抓住后，总会谎称 自己上有老下有小，为生计所迫那样，我也想给罗老师一个原因。我悄悄地打开那本几乎被我翻烂了的物理书，把它覆盖在英语书上。罗老师来到我的课桌前，看到我的桌子上摊开的竟然是物理课本，他似乎找到了原因，提醒我，也提醒其他同学：“同学们，学习上千万不能脚踩两条船啊！”。
中考结束后的一个月，我去学校拿高中录取通知书，我已经考入了我们县的最高学府——吉安县立中学。班主任曹老师拿着我们的中考成绩表对我说：“都已经超过‘中师’录取分数线二十多分了，为什么不报考师范生呢？看看你的英语成绩，一百二十分的满分仅仅考了六十二分，读高中？你的英语追得上人家吗？”。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，一门心思只想成为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。如果早知道转了这么一大圈，最后还是去教书。我早就听从了曹老师的劝告。
在最后的这次考试中，我们班考得很好，有两位同学考取了“中师”，还有十一位同学录取在北源乡的北源中学（高中部）。但罗水平名落孙山，他终究没能对得起他的名字，尤其是英语，并没有发挥出他的水平。
三
在罗水平同学去学做“泥水匠”的那个秋天，一个乡巴佬第一次来到了吉安县城。我没有“刘姥姥进大观园”的那种感觉，一九八七年时，吉安县城比我们万福街也强不了多少。君山湖那一带还是一片荒芜，一条宽阔的水泥路从东向西穿过整个县城，这条路应该是那时县城的主干道了。走在这条主干道上，你能嗅出一些熟悉的农村气息，吉安县立中学就矗立在这条主干道的尽头。
八月三十一日，还是大哥带我去报名。整个高一年级只有八个班，我惊讶地发现，我们班上只有我一人来自万福中学，这让我孤独了几个星期。班上会聚了来自各所初中的“尖子生”，学习上竞争十分激烈。正如曹老师所言，每次的英语周考，我的成绩都要倒着顺序找 才能很快地找到。同桌郭峰与我算是半斤八两。他也来自一所农村初中，与我一样，对英语十分反感。在一次英语课上，他听得昏昏欲睡，过了几分钟，实在支持不住了，就把英语书挡在脑袋前，不声不响地睡着了。他身后的胖子，前几天跟他拌了几句嘴，于是就帮他打起了呼噜。英语老师本来讲得很投入，寻着呼噜声，他的目光盯住了郭峰······好一顿骂，骂得郭峰面红耳赤，半斤八两的我也感到无地自容。
到了高一年级的第二个学期，班上许多同学都制作了小煤油灯，下了第三节晚自习，教室里熄灯后，大家都拿出自己的煤油灯，把它点亮，自觉地再上一节晚自习。窗外，黑朦朦的夜空中繁星闪烁，教室里点点灯光辉映成趣······。
学校食堂邻近校园的北门，食堂里有五个卖饭菜的窗口，左边的两个窗口供学生买饭，中间的两个窗口供学生买菜，最右边的那个窗口是提供给学校里的教职工的。吉安县立中学虽然是全县最好的高中，但食堂里的饭菜绝对称不上最好，有时甚至难以下咽，教职工那边的菜却格外好吃，而且时常会有剩余，剩余的菜会端到学生窗口这边，转卖给学生。当教职工的剩菜一端过来，学生窗口前的队伍随即就乱了，大家纷纷往那个窗口挤，挤得水泄不通，大冬天都能挤出一身大汗。有些同学高举着碗挤出来，衣服上的扣子都掉了几颗。 我从初中开始就有些营养不良，虽然身材高挑但体弱力薄，挤不过他们，我有自知之明。多少次，我只能胡乱地扒拉几口难以下咽的饭菜，黯然走回教室。
高二年级的第一学期，开学后没多久，天气转凉了。但我额头上动不动就冒汗，皮肤也好像直接贴附在骨头上，形销骨立，对学习也越来越焦虑。大概在十一月份左右，我病倒了，每到下午，就不停地咳嗽，咳得两颊潮红，像是要把自己的肺给咳出来才觉得舒坦。 到县医院检查后，医生说是“肺结核”。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我大哥，也告诉了我的班主任傅老师。傅老师劝我休学半年，他先找到我大哥，做了半天的思想工作，晚自习时又跟我谈了半节课。我大哥答应了，我也答应了，傅老师很快就帮我办好了休学的相关手续。于是，在一九八八年的那个冬季，我回到了老家。
在家里的头一个月，我每天都要顶着寒风往两里外的乡卫生所跑两趟。多少回，冷风一路吹过，寒气直透骨髓。几个星期后，我的屁股被扎成了马蜂窝，一挨板凳就痛，根本无心学习。父亲看我读书读得骨瘦如柴，就叫我不要去念唠什子书了，那一段时间，我早把爱憎交织的英语丢到爪哇国去了。
新年过后的五月份，我的病好了，在母亲的坚持下，我重新回到了吉安县立中学，但我没回原来那个班，而是去了高一年级的一个班。
一九八九年秋天，我又一次升入到高二年级，去了一个理科普通班。虽然我的病好了，学习压力也小些，但我对学习的焦虑却越来越严重，后来焦虑到彻夜难眠，白天总是昏昏沉沉。我急切需要治疗我的失眠，于是，晚上躺在床上，辗转反侧时，我开始数羊了：one,two,three······ 医生说：“数着数着你就会睡着了。”可我越数越精神，可能把后来的懒羊羊，喜羊羊都数进去了······。为了转移注意力，减缓自己的焦虑，我尝试重拾起初中时爱看课外书的嗜好。惭惭地，我迷恋上了那“刀光剑影的武侠江湖”。特别是金庸先生的武侠作品，使我如痴如醉。英语课上，老师让我们想一想试卷上的三组“完形填空”应该怎么做。想着想着，我却总想着“定逸师太到底是被谁害死的？究竟是左冷禅呢？还是岳不群？”。
十二月份的一个星期天，我去县城的新华书店。新华书店就在我们学校北门的对面，是我们每个星期都要光顾的地方。在书店里闲逛时，偶然发现书架上有一部金庸的作品——《金剑寒梅》，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，虽然花去了近十天的生活费，我却没有半点后悔。为了方便在课堂上阅读，我先对英语书的封面作了一次精密的手术，然后用它作了《金剑寒梅》的封皮。读了几天，我觉得有点不对劲，没那么引人入胜，不像是金庸的作品，我打开封皮一看，原来作者是“全庸”······气得我中午都吃不下饭。第二个星期天，我又去新华书店，发现书架上不仅有全庸的作品，还有金康的作品。
时光如白驹过隙般地流逝，许多往事都变得模糊了。高三年级时，只记得在一次英语考试后，王老师公布答案，二十道选择题的答案很有意思：DDDDD，CCCCC，BBBBB，AAAAA。大概是老师方便自己改卷吧，课堂上王老师说：“这是我故意编排的，我就是要让成绩好的同学不敢写，成绩差的同学不敢抄，哥玩的就是心跳。”也许，班上许多同学都已经心惊肉跳了，我却是一个例外。因为在这次英语考试时，直到考试结束前一分钟，我才猛然发觉，试卷下还压着一张空白的答题卡。
三年多的高中生活，可能是我学习生涯中最痛苦、最难熬的一段时间，我实在不忍心再去回忆了。在一九九一年的七月份，在校园里知了的聒噪声中，经过三天的煎熬，我们结束了高中的生活。八月份，我收到了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，来自本市的一所大专院校——吉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，也就是现在的井冈山大学的前身。学的专业是数学与应用数学，我想，终于可以和英语说一声“Bye-Bye”了。
四
进入大学后，我才知道，我想多了。数学系的学生还得学英语，作为一门通用学科，每个学期末还得考英语。大学一年级时，我们一周有两次英语课，每次两节。那时，教我们英语的是游小倩老师，她刚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，比我们大不了几岁。开学后的第一个月，给我影响最深的是，游老师每次给我们上课时，所穿的衣服几乎都不相同。女同学们私下里议论：“她在给我们表演时装秀”，但班上有几个男生对此毫无察觉。小倩老师上课时，他们把自己想象成了宁采臣，除此，无暇顾及。
游老师不但穿着时尚、新潮，而且长得也很漂亮，绝对称得上是一位美女。她上课，没有一个男生愿意逃课。课堂上，总有那么几个男生和我一样怔怔地盯着她，我盯着游老师看是迫切地想知道她讲了些什么，至于那几位男生为什么也死死地盯着她，我不得而知。听说有一位男生边听课边咽口水，我甚至担心游老师会不会被这位同学给生吞了。有一回，游老师被那几个男生盯得脸都红了，红得像熟透了的山柿子。她低下头，羞涩地说道：“你们看书啊，总看我干嘛！”。
大一结束时的那次英语考试，我终于考了自高中以来的最高分——七十五分，而且是满分为一百分的试卷。那倒不是因为这一年来我学习英语有多努力，而实在是被逼的。
大一将要结束时，英语考试被安排在专业科目考试的前三周。为了避免挂科，我早就与班上两个英语成绩特别好的同学打了招呼，让他们在考试中给我递小抄。我们读大学的那个年代，这种事在某些学院很普遍，毕竟，对数学系的学生来说，英语属于公共学科，监考老师也不会太认真，就比如说黄老师。
黄老师是我们班的体育老师，大一下学期的体育课只上了一个月，他就要求我们每人写一篇与体育密切相关的论文，作为期末时的体育考试。接下来的体育课，集合后不到三分钟，大家就会往图书馆的方向赶。几个月的体育课，我们几乎都是在图书馆里上的。到了大二时，我们才听说黄老师从我们学校毕业不到三年，正在提升自己的学历，那时需要上交一篇论文。当时，也不知道我们班上哪位同学的的大作入了他的法眼，我们都顺利地通过了那一年的体育科目的考核。
与黄老师不同，游小倩老师虽然年轻，但工作很认真。大一结束前的那次英语考试，一进考场，她就临时给我们编排座位。点儿背不能怨社会，命苦不能赖政府。我被安排在讲台下的第一个座位，就在游老师的眼皮底下，我那打过招呼的两位同学都坐在考场的最后一排。那场考试，我做得特认真，可能是除高考外，最认真的一次，奈何会做的题，实在没几道，看来要挂科了，天没降大任于我，为何也苦我心志，劳我筋骨？临近考试结束大约还有五分钟，游老师说：“愿意交卷的同学可以交卷了！”。许多同学都拥上了讲台边，趁游老师离开讲台的那一会，我偷偷地把试卷塞进了口袋，跟着人潮走出了考场。
第二个星期的第二次英语课，成绩就出来了。游老师一边翻着考卷，一边通报各人的分数，等她通报完最后一名同学的成绩，我迅速站起来，弱弱地问：“我考了多少分？”游老师诧异地问我：“刚才，没报到你的名字？”，我摇了摇头。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，“方程”。游老师又重新翻动着这一团乱麻般的考卷，试图从中找到我的卷子。过了一会，她满脸通红地对我说：“可能忘在家里了，回家后，我再找找”。
又过了一个星期，一进教室，游老师一脸歉疚地对我说：“你考了七十五分。”，我心中长舒一口气。Oh,my god! This is the highest score I have never gotten Since high School.
大学二年级的暑假，大哥要我辅导他儿子的功课。侄子正在上初中一年级，这小子学习上有点欠抽，确实需要辅导，平时写作文也错字连篇。在读小学三年级时，有一次作文，他写了一句混账话：“在上学的路上，看到一大坨牛屎，我大吃一斤······”。在农村，牛屎随处可见，有什么好吃惊的。老师的评语也很绝，“你真能吃”。
大哥强调，要着重辅导侄子的数学和英语，我很乐意辅导他的数学，但实在不愿意辅导他的英语。有一回，念一个英语单词，我一读出来，侄子满眼狐疑地看着我, 我都被他看得有些头皮发麻。良久，他对我说：“我们老师不是这样读的”。出问题了，我灵机一动，对他说：“你们老师是按照美式英语的音标读的，我是按英式英语的音标读”。接下来，我向他解释美国和英国的母语都是英语，并且向他介绍美英两国之间的历史渊源。侄子听得一愣一愣的，大约二十分钟后，我借口和大嫂说有些事儿，然后脚底抹油，快速地遛出了大哥家。我不知道，侄子是否相信了我的“鬼话”，只知道，侄子中考的英语成绩比我当年的成绩还渣。
大学三年级时，英语系来了两个外籍教师。一男一女，男的瘦高，微黄的头发自然卷曲；女的金发碧眼，气质优雅。在九曲桥那边的“英语角”，常常能看到许多学生与他们交流，甚至在去食堂的路上，也能见到一些女生和那个男外教搭讪。外籍老师也已经习惯了，知道有些学生想锻炼自己的英语口语。有一次，我们寝室几个“愣头青”在校外喝了点酒，在回学校的路上，刚好看到那个男外教迎面走来，当他走过我们身边时，我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，突然对他喊了一声“Hello!”，那老外回过头，我一时不知怎么跟他交谈，扭过头，悻悻地跑回寝室，只听到那“歪果仁”站在那里嚷：“please don't go!” “please don't go!”······，几个室友笑了我几个星期。
（最上一排左四为作者）
五
一九九四年八月，我被分配到吉安县花桥中学，花桥中学在万福中学的北边，两地大约相距八公里，学校座落在一个小村庄里，那村子偏僻得像《百年孤独》中最初的马孔多。学校面积不大，如果不经意放了个臭屁，可能校园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闻得到。校长姓周，也毕业于吉安师专数学系，算是我的同门师兄了。周校长为人八面玲珑，像《围城》里三闾大学的高校长，他一直想提升自己的学历。
九六年的春天，春暖花开的季节，周校长报名参加了成人“专升本”考试。我原本不知道这件事情，直到有一天，当我从教室里出来时，周校长把我拉到一个僻静的角落，告诉我，他已经报名参加了成人“专升本”考试，捎带也给我报了名。他对我说：“考试时间在下半年的十一月份，你平时多看点书。”，并特别叮嘱我：“考试时你一定要坐在我旁边哟！”。我问他要考哪些科目，他说：“有高等数学，政治，英语”。我一听还要考英语，心里就直犯嘀咕，红着脸向他解释不想参加这次成人考试。他说：“你是学校的高材生，不提升一下自己的学历，那不是太可惜了，何况已经交了报名费，每人五十元，我替你交了”。我执拗地打算还给他五十元的报名费，他表示，报名费不用我出，都在学校的帐目里报销。
后来，我还是没有参加那次成人高考。听说周校长也没有参加。这让我一直愧疚于心。同年的八月，我被调到了我的母校——万福中学。
亲爱的“白沙沟”，我回来了！此时的“白沙沟学校”与往昔大不相同。昔日破烂的校舍不翼而飞，崭新的教室和办公楼屹立在屏障似的围墙里。虽然已近中秋，但太阳仍然天天上班，给予校园里足够的光和热，使得校园里的植物依旧生机盎然，整个校园散发着蓬勃的朝气。
我和我的几位老师成了同事。刘建平老师早已经不教英语了，罗校长说：“他的‘万福英语’讲得太溜了，容易让学生产生误会”。我也觉得英语容易让人头脑短路，不像我们的汉语表达得那么贴切。据说：在我国科学家屠呦呦院士获诺贝尔奖的那天，当瑞典卡罗琳医学院的主持人宣布将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授予“you you too”时，在场的好几位外籍科学家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这项诺贝尔奖到底颁发给谁······
（第二排左五为作者）
昨日屋内可桑拿，今朝门外飘雪花。梦里不知流光去，对镜方觉多白发。不知不觉，我在万福中学抗战了八年。这八年间，身边的几个同事通过不同的途径提升了自己的学历。 职称问题始终是悬在我们头顶的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，达摩祖师第二的这把剑锋利无比，在每一年的职称评聘时，都会刺伤许多老师。老师们都想找几块坚硬的盾牌，高一点的学历无疑是一块好的盾牌。职评如爬山，越往上爬越费力，有了高一点的文凭，就像光脚的樵夫有了双新鞋，爬起来感觉费力小些。
“非典”那一年，我鼓起勇气报名参加成人“专升本”考试，考试科目还是那三门：高等数学、政治和英语，每一门的满分都是一百五十分。在那一段时间，我又捧起了久违的英语书，但一看就犯困，我想晚上睡眠的质量要有这么棒就好了。好在那一年的成人高考推迟到了第二年的春季，我们准备的时间充裕了许多。
二零零四年的一个春日，新余高专函授点来车子接我们去参加成人高考，同去的一共有五位老师，最后被录取的有四人。四个人中，杨帆老师又参加了当年的研究生考试，并且成功上岸。开学时，去函授点报到的只剩三人了。我的英语考得很糟，仅仅得了四十九分，但我的高等数学考了一百四十五分。高等数学考试的那个下午，走出考场时，我确信自己能拿到满分，足以弥补英语的不足，但现实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脸。时至今日，我仍想知道，那被扣去的五分到底是哪里出了bug。
函授点的晏老师早就听说，我们中有一人去读研究生了，当我们三人去报到时，他拿着学员的入学考试成绩表，指着我的名字问我们：“是不是这个人去读研了？”弄得我浑身尴尬，脸“刷”得一下子红到了耳根。我指着我的英语成绩对他说：“你看，这样的英语水平能考上研究生吗？”，身边的两位老师笑得前俯后仰·····。
（第一排左四为作者）
岁月流逝，青春悄然。繁华千种，抵不过沧桑数年；容颜易老，伤不起光阴似箭。如今，我已过“知天命”之年，回首这些往事，既觉得有趣，更觉得好笑。如烟往事俱忘怀，心无挂碍天地宽。现在，我总算可以和英语说一声“Bye-Bye”了。
方程
二零二二年八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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